雷尼尔·雷阿尔上尉统领的第十一区民兵连（瘦削连队）

这幅画常被简单记作"1633年"，但真正完成它的，是弗兰斯·哈尔斯与彼得·科德两人接力，前后拖了四年。这也是哈尔斯一生唯一一次为哈勒姆之外的城市动笔的民兵连群像——而且他并没能把它画完。1633年，阿姆斯特丹第十一区民兵连找上定居哈勒姆的哈尔斯，请他为连队约16名军官士兵画一幅全身像。哈尔斯设计了构图，也画完了其中约7人，包括端坐持指挥杖的雷尼尔·雷阿尔上尉、旁边的科内利斯·米希尔松·布劳中尉，还有画面左侧那位后来让梵高念念不忘的旗手。

麻烦出在1636年：哈尔斯不愿为剩下的卫兵逐一写生而频繁往返哈勒姆与阿姆斯特丹，提议把画布运回哈勒姆、让卫兵到他画室补画头像。委托方回绝，合同终止，民兵连转请阿姆斯特丹本地画家彼得·科德接盘。

科德1636至1637年补完右侧其余人物，也替雷阿尔上尉身后两张未完成的脸补了笔，1637年完工——准确年代该是"1633至1637年"，而非常见的单一年份1633年。这单大委托成了科德职业生涯的孤例：他漂亮地交了差，此后再没接到民兵连群像订件，倒是靠本行的小尺幅"欢乐聚会"风俗画站稳脚跟，在凯泽运河置了业。

两人手法的差异，直到1980年代末才第一次接受系统的技术检验：X光片摄于1986年，1988年全画大修，成果随1989至1990年的哈尔斯大展发表。哈尔斯习惯先用灰色油彩打底，再以宽笔触湿画法一气呵成；科德接手后刻意模仿哈尔斯宽阔松放的笔法来续接，正因仿得像，专家数百年难以单凭笔触划界，他本行那种谨细收敛的习惯只在个别局部露出端倪。X光还照出改笔痕迹：中央那位背身者原本露出更多后背、左手按在胸前，身上佩的是挂着火药筒的弹药背带，后来才改成如今这条绶带；右侧背景本来有一栋建筑，后来被整个盖掉。这条"接缝"具体划在哪，学界至今没有定论：不少研究者认为右侧个别面孔仍更接近哈尔斯手笔，21世纪的宏观XRF与红外扫描仍在复核。

这段公案梵高并非一无所知。1885年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新馆开幕，他看过此画后，当年10月写信告诉弟弟提奥——信里他就把这幅画记作"F. Hals 和 P. Codde"，紧接着写下：那位举旗的人，是他"很少见过的更神圣的形象"。他还盛赞哈尔斯的用色——单看这个旗手，从头到脚一片灰，实则是橙与蓝相互抵消调出的中性灰，再用紧身衣上的天蓝缎带结、腰间的橙色绶带与那面橙色连队旗、白色领子这组荷兰国色点缀其间，断言"德拉克罗瓦看了也会为之倾倒"。他知道画上有两只手，却不可能知道哪一笔归谁——那要等一百年后的X光。而他一眼挑中的旗手，恰好落在哈尔斯的那半边。

这位旗手确实是全画装扮最讲究的一个：银灰缎面紧身衣，白色蕾丝大翻领，前襟与袖口饰金色织带，腰下垂着浅蓝缎带结与成排金色带尖，腰间一条橙金宽绶带，一臂叉腰而立。这个姿势在艺术史上称作"文艺复兴式手肘"，源自贵族肖像的程式化姿态，象征从容权威。策展研究者巴特·科尔内利斯称他是哈尔斯笔下"最辉煌的人物之一"，与梵高的直觉遥相呼应。梵高看见的那些颜色，如今也在慢慢走样：蓝色绶带（应当含靛蓝）已经变色变浅，右侧一名卫兵绶带上的黄色色淀则褪淡了——这类有机色淀一旦褪色便不可逆，修复补不回来。他的真实身份，学者推测可能是尼古拉斯·范·班贝克，但并无实证。

这条藏在画布中央的分界线，国立博物馆干脆做成了一道公开的考题，官网短视频摆明了问：两位画家的笔，看得出差别吗。问题抛出去容易，答案却始终悬着——连当代的X光与红外扫描也没能把这条线照清。